黑云压城——九一八事变与东北沦陷
作者:刘庭华   来源:《党史博采》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是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战争。

1868年明治维新后,具有深厚军事封建传统的日本,效法西方,“脱亚入欧”,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在促进近代化发展的同时,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以侵略中国、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其近代历次侵华的继续。

从明治维新开始的70余年间,日本穷兵黩武,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华战争,按其阶段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开启侵华战端。1874 年,日本侵犯中国领土台湾,随后又强行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并入日本版图,从而完成了对华战略试探。第二个时期,扩大战争规模。1894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侵华的甲午战争(史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等中国领土,攫取了巨额战争赔款和一系列在华特权,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第三个时期,伙同列强侵华。1900年,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作为主力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通过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京、津等地的驻兵权。1904年,日本为同俄国争霸东亚,在中国东北发动了历时19个月的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第四个时期,蓄意独霸中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1915年日本公然提出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炮制“田中奏折”,“ 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制定了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为加快实现独占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军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动了长达14 年之久的侵华战争(史称第二次中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带有转折点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曾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严重步骤,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而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依赖并乞求国际联盟的所谓“国际公理之判决”,从而招致东北三省的迅速沦陷。张学良完全彻底执行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一、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东北迅速沦陷

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尔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进而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沈阳与文官屯之间)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 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 时46 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诬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云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与此同时,驻东北各地的日军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逐次向沈阳、长春、四平街和公主岭等地的中国驻军开始攻击。以本庄繁、石原莞尔等法西斯军人的侵略行径为开端,日本军国主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第一把战火。

当时,东北军的广大士兵及下级军官均感到愤慨万分,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军,并且也在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某些无组织、零散的抵抗。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中国东北军驻沈阳北大营第7 旅时,因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部队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日军已从西、南、北三面逼近北大营营垣,情况异常危急。赵镇藩即令所属部队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在9月18日夜晚,与日军混战至下半夜3 点多钟。

又如,9月19日上午,长春市的日军突然袭击城郊宽城子和南岭方面的中国驻军。当地中国驻军士兵及下级军官奋起抵抗,给予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毙伤日军155 名,其中死将校军官3 人,兵64人;伤将校3人,兵85人。至当日下午3 时许日军占领了宽城子。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长春于19 日22 时许陷落。

长春战斗,连同11月的黑龙江马占山部的嫩江桥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予严重打击,中国人民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此后,东北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风起云涌地广泛开展游击战,展开了长达6年之久的局部抗日战争。

至19日5时30分,日军占领北大营。6时30分,日军侵占沈阳内城。中午12时许,日军又占领了东北军的第二大营——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北大营战斗,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对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 旅等部约近一万人。东北军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溃不成军,慌乱败撤,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日军只死亡2名,伤22名。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死7名,伤20余名。

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砖城各城门先后被日军坦克攻开。至此,沈阳市所有国民党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寇之手。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同时,驻南满铁路全线所有日军,也于9月18日夜先后展开全面攻势。至9月25日,辽宁、吉林两省的大好河山沦入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

二、东北沦陷,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必然后果

北大营的炮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纷纷要求武装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怒吼。

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的强盗行径,却采取了不抵抗的妥协政策。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前,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政策招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实行绝对“不抵抗”政策,又断送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

九一八事变前,在日本加紧准备侵略中国东北之际,国民党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集中全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1931年6月6 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1931 年7月初“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日关系紧张加趋,蒋介石担心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抗日运动的高涨,而影响他“剿共”计划的顺利进行,故远在江西抚州“剿共”前线的他给南京政府发电,内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7 月23 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他在11月30日的讲话中则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对其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强调,“应”字改为“必”字,说明蒋介石的“安内”是其一切工作的优先考虑重点和方向,是第一位的,其他则次之。

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曾告诫张学良等东北将领,对于沈阳的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说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战略企图与动向判断严重失误,但蒋介石又为什么如此自信呢?这与他1927年10月底至11月出访日本,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的所谓“圆满谅解”有关:即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而蒋介石则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究竟“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则没有说明,但到了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许世英代表蒋介石声称:只要中国保证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则可“担保中国本部18省的完整,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这时才真相大白。后来的事实证明,实际上田中义一欺骗了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舰在急赴江西南昌部署“剿匪”内战途中,他顿感突然又愤慨。9月19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办法。至深夜,决定了三点:

甲、由外交部对日提出抗议,向国联提出声诉,并通知美国。

乙、催促蒋介石迅速返回南京主持“大计”。

丙、电劝广州非常会议,撤销国府,“约集同来南京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湖口至南昌途中得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即于9月20日改乘飞机赶回南京。于9月21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商讨应付办法,结果决定:

1、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机关。

2、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剿共计划悉预停援。

3、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粤,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

4、民众方面,由国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要求:“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冲突。”

尔后的事实证明,国联的决议如同一张废纸,日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反而不断扩大侵略规模。1931年10月上旬,关东军派飞机轰炸锦州。10月下旬,日军又向黑龙江省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潮的影响下,先后于11月上、中旬,在嫩江桥、昂昂溪及三间房等地,给进犯之日军予沉重打击。日军先后参战人数计5900余人,死伤1181人(其中战死将校军官5人、准士官以下53人,伤将校7人、准士官以下120人,冻伤996人),死伤人数占其参战人数的20%。黑龙江省中国军队参战人数约11800人,伤亡约1100人(其中战死约600人,伤500人)。马占山部抵抗关东军的进攻及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但终因马部势单力薄而未能持久坚持下去,日军于1932年2月5日侵占哈尔滨。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和完全依赖国联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它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从九一八事变到11月,日军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相当顺利地侵占了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因而,日军又随即向辽西锦州进犯。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这个妥协投降的“建议”计划,无疑是变相、自动地出卖中国东北,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因而,它一出笼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最后在全国人民的愤怒指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然而,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屈辱无能,侵略野心也越来越大。12月22日,关东军发表了所谓“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之后,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此时驻辽西锦州一带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电令,早已全部撤至山海关内,锦州一带只留下维持治安的三个地方公安骑兵总队,就这三个骑兵总队,也可以“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退入关内。”因此,日军对辽西的进攻,又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日军于1932年1月2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国民党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历史证明,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有用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手段予以反击,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用外交途径和运用舆论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这是应该的,也只是次要的一个方面,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把外交手段当作唯一手段,并且依赖国联组织机构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这就本末倒置了。

国际联合会行政院常务理事会先后于9月19日、21日、22日、23日和25日,10月13日、16日、19日和24日等,连续开会讨论九一八事变案,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报告日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扩大侵略行径的情况,请国联“主持公道”。国联决议促日军撤军,并“劝告中日双方退兵”,但均被日本否认,称这只是“地方事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不容国联或第三国插手。后来,日本干脆以退出国联相威胁,根本不把西方各大国的批评和国联的决议放在眼里,国联也随之态度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蒋介石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这一重大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高潮。北平、上海、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广州、武汉、福州、南昌各大城市的学生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掀起了全国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

三、张学良完全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1月2日锦州失陷,前后仅仅105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东北三省就全部沦陷,这完全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的严重恶果,其主要责任无疑应该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但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不打半点折扣地完全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或不战而降,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1931年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也致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中村事件(即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中村震太郎等人,假冒“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名义,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收集许多情报,后被东北军秘密处死)发生后,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从北平回到沈阳(1931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后即驻北平,托病就医),因有日本特务土肥阴谋暗杀他的密报,所以张学良又迟疑停止赴沈阳,他遵照蒋介石的数次电令精神,于当日分别致电东北边防军参谋长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全文如下: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9月11日,蒋介石在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张学良对于蒋介石上述这些对日“不抵抗”的指示,是完全彻底地坚决执行和接受的,他对东北军各个部队的军官反复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作好了逃退的计划,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

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要人中,由于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思想的严重影响,造成东北当局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后指挥失灵,被日军各个击破。张学良本人因军阀混战长期留驻北平。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正忙于为其父亲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及其儿子万国宾均在北平遥控,而且急于将其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向哈尔滨,再转运至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其父亲去世回到锦州老家治丧,由军署参谋长、省政府委员熙洽代理。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及政府各界在张学良多次“不抵抗”电令影响下,思想上不但毫无对日抵抗的准备,而且早已作好了如何逃退的打算。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 在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示, 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请问,这跟投降有什么区别?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在北平获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立即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所候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连报中央,听候指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实为湖)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袭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给东北军一道道的“不抵抗”电令,无疑如一根根粗黑麻绳捆绑住了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虽然作了某些抵抗,也只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扭转不了整个战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铁的事实连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无法否认。1977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简史》,是一部竭力吹捧蒋介石国民党的著作,但在叙述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时,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主张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它写道:“蒋主席至湖口,闻讯立即折回南京。21日,在陵园召集党政首长续商应付对策。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为对日本外交之决策机关。同时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沉着镇静,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虞奇:《抗日战争简史》第33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77年版)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兵力总共只有1.05万余人,而中国东北军有26.8万余人,其中除去驻守平津地区的兵力11.5万余人外,在东北地区也还有15.3万余人。如果事变前作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对日军制造的九一八事变进行坚决反击,完全可以制止日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扩大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人们:一是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二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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